牛壮的几个乡亲好兄弟，个个精神抖擞，手中紧握着那根陪伴他们多年的竹竿，竹竿的另一端则稳稳地撑着他们自制的葫芦筏子。这些葫芦筏子，是用村里老人们传授的手艺，将一个个饱满的葫芦绑扎在一起，再铺上木板制成的，既轻便又结实，是他们平日里渡河捕鱼、如今搜寻失踪者的得力助手。
他们像一群勇敢的探险家，怀揣着对生命的敬畏与希望，顺水在黄河两岸缓缓前行，眼神中闪烁着坚定与焦急交织的光芒。这不单单是一次简单的搜寻，更是一次对亲情、友情和乡情的深刻诠释。他们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无论生死，都要把失踪的乡亲找回来，给家人一个交代，也给自己一个安慰。
他们的搜寻重点锁定在黄河两岸的滩涂上，这里是溺水者最后的归宿。每当黄河无情地吞噬了某个生命，不论那人是生是死，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被汹涌的河水最终冲刷到这宽广的滩涂上。在这片看似平静却又暗藏危机的土地上，每一寸沙土都可能承载着某个家庭的希望与绝望。
黄河的滩涂，与其他河流的滩涂截然不同，它有着自己独特的形态与故事。有些河段的滩涂宽阔无垠，仿佛是大自然特意为黄河准备的一个巨大的缓冲地带；而有些河段，则因为以往黄河泛滥时修筑的防洪大堤，使得滩涂变得狭窄而崎岖，仿佛是大自然与人类智慧交锋后留下的痕迹。这些防洪大堤，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沿岸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但也无形中改变了黄河的自然流向与滩涂的分布，让搜寻工作变得更加艰难与复杂。
黄河两岸历史遗留下来的防洪大堤，有些河段其实离河流很远，有的大约有三四华里的样子，大堤以内的地方都统称叫黄河滩，黄河滩自然是常常被黄河泛滥侵扰。由于黄河是条放荡不羁的河流，时常随心所欲地向两边滚来滚去，所以河流离大堤的距离经常变化，有时河流离大堤远些有时近些，有时甚至河流紧挨着防洪大堤滚滚流淌，人们虽然看着惊恐不已但毫无办法，只有加固大堤防范决口。
据说在大清乾隆年间朝廷规定黄河滩里不能建村住人，但规定归规定，黄河滩里有大片的肥沃土地，农民视土地为生命岂能放弃？再说人们以前好几辈子都住在黄河滩里，不住在黄河滩里搬到哪儿去？朝廷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认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规定也就逐渐消失了，所以黄河滩里逐渐就出现了不少村庄和人口。
不过，朝廷有个不成文儿的法规，就是黄河滩里庄稼被淹了，或者黄河涨水把黄河滩里的村庄淹了，甚至淹死人了，一概不准怪罪朝廷，一律不准向官府诉苦求援，统统由黄河滩里居住的老百姓自行解决。好像生活在黄河滩里的老百姓不属于这个国家的人儿似的，但是每年每季凡是耕种黄河滩里的土地，都必须向官府上交皇粮，按耕种面积缴纳一斤都不能少，这些老百姓也都无奈地认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听话温顺的老百姓很早就知道天下的土地都是朝廷的，黄河滩的土地自然毫无疑问也是朝廷的，向朝廷上交皇粮也是应该的。
不过，朝廷虽然对老百姓的死活并不在意，但对黄河还是不敢掉以轻心的。
据说历史上不少朝代的王公大臣甚至皇帝，曾经脚步踩过黄河大堤的泥土，以示对黄河安危的重视，历朝历代统治者都明白“黄河安天下兴”的道理。虽然历朝历代统治者都明白“黄河安天下兴”的道理，但如何使“黄河安天下兴”，清正的朝代与腐败的朝代做法儿就不一样了，不说读者心里也清楚。有些朝代也确实为黄河的安全投入过不少银子，历朝历代并且像模像样儿地设有管理黄河的专门机构，但让老百姓丧气的是历朝历代都没使黄河安全起来，许多年来黄河决口泛滥的次数都数不过来，淹死的百姓和牲畜无法计算。其中最大的原因是朝廷下设的管理黄河的机构不作为，把银子很少用到黄河的事情上，而是把银子用到了与黄河不沾边儿的腐败产业上了，或变着法子装进了自己的腰包，供其挥霍享乐。
黄河两岸的大堤上都种满了树木，大堤以内种满了庄稼，不便种庄稼的滩涂长满了荒草野蒿，有些滩涂成了水鸟栖息的湿地。大堤上栽种的树木大多是耐旱易活的榆树、黑槐和洋槐，这些树木很少有人管理随其自生自灭。有些树木老成了枯树朽木，有些从快老死的树根儿上又长出了不少小树，大堤上朽木与新枝参差成林。老树的树杈上有不少像篮球大小的鸟窝，大多是乌鸦搭的鸟巢，成群结队的乌鸦在树木的上空鸣叫着难听的声音互相追逐着与风儿在游戏。
大堤上有路凑合能够走车，好像是为了黄河暴涨泛滥好运送防洪物资，但黄河暴涨泛滥的时候很少看到官府或管理黄河的专门机构有如此举动。
俗话说：“河不行船则淤，路不走车则废”，所以黄河大堤逐渐显得车迹罕至，逐渐荒废起来，民国时期更是如此，因为统治集团忙于内战，哪有闲心管黄河的事情，更没闲心管黄河大堤的事情。仿佛黄河大堤成了树木盘根错节的沃土，远看黄河两岸大堤上的树木郁郁葱葱，像两道绿色的屏障。
黄河两岸的自然的风光不但没给这帮兄弟带来愉悦的心情，倒是在心中增加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