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路苟军本身的军民力，一路上招降纳叛，吞并高陆部众，再加长安、京兆本身的士民，这些人口累积在一起，使苟氏集团直接控制的军民人口一下子突破了十万人。
这种情况，对于苟政来说，毫无疑问属于幸福的烦恼，要知道，在河东郡待了将近一年，由安邑将军府直接管理控制的军民，也就七八万，其中还进行了一定的分流。
只能说，这就是关中的底蕴了，在基础统治资源上，绝不是河东可比的，当然也没有比较的必要。
而仅从口粮角度出发，这十万人一下子被集中在一起，直接就超过了苟氏集团的负载能力，以当前苟氏集团的粮食储备，根本供养不起这么多人。
倒不是苟军当下拥有的物资储备很少，要知道，蒲坂囤积的军事物资，加上一路西来攻城略地所敛，战场缴获以及杜洪未及带走的物资（都被杜郁献给苟政了），从数量规模上来说，苟军控制的基础物资还是很可观的。
十万人，如果仅是赈济性的供给，支撑两个月，问题是不大的。然而，帐是不能这么算的，军与民是有区别的，当前仍处战时，还得考虑到一个持续性发展，得考虑下一步的军事行动，以及各方面的应急储备......
一笔笔地扣下来，可供苟政自由调用的粮食物资，就很是微薄了，对比起十万军民，就更是杯水车薪了。在这个生产力倒退，全国范围内普遍呈物资紧缺的时代，供养一干脱产人口的难度，是超乎想象的。
当初，自河东誓师出征时，靠着半载积累，再加刮了几层地皮，方才征集起两万多脱产大军的物资储备。但那仅是作为军事作战使用，已经弄得河东郡内怨气冲天，各大屯营当牛做马，还有各部将士轮番下地劳作。
而长安的这十万军民中，至少在梳理初期，一大半都属于脱产人口，而要供应这么多人，所需要的生产经营基础，也是可以想象的庞大。
在整编过程中，苟政明显有压缩战卒数量的迹象，其中的考虑权衡，与军需供给的严峻形势，也是脱不开关系的。毕竟战卒、辅卒、民夫、流民，供给待遇当然是有区别的。
因为粮食问题，苟政在与僚属们处理相关事务时，总是忍不住发出这样的感慨：世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
从安邑到长安，除了军事战略、发展前途之外，苟政考虑最多的，永远是如何解决军民部众的吃饭问题。只不过，在长安，他需要管十万张嘴，这显然是个大工程、大项目。
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苟政也迅速将河东那边的经验搬到长安来，首先便在长安周边，设立了十几座屯营，先将这些人口以军事化的方式组（控）织（制）起来，然后充分发挥利用其劳力，开荒也好，采摘、捕捞也好，先动起来。
随着进入春夏之交，山林河塘、土塬幽谷，大自然界，可供人类取用的资源，更加丰富旺盛，怎么着，都比去岁冬季在寒天雪地中嗷嗷挣扎要强。
另一方面，在关中，苟政能够调动的资源，也显然要更丰沃些。官府方面，苟政直接下令长安以东那些由苟军控制的城邑，调拨粮秣，向长安输送，以补短缺。
同时，关中地区，绝大部分的生产资料与生存物资，在谁的掌握里？当然是那些士族豪强，在那些大大小小的坞堡里。
真到饿极了，不得已之下，进行一场括粮运动，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只不过，在还能勉强维持下去的情况下，苟政暂时不会走出这最后一步。
而在实施解决粮食问题的措施中，另外一个问题，又随之暴露了出来。那就是在屯营之事上，又得重来一遍......
河东的经验可以挪来用，但与之匹配的人才，却无法一次性到位。苟氏旗下，那些在屯营事务上，具备管治经验的将吏，可基本都留在了河东。
有鉴于此，苟政除了向安邑发文，要求苟武与郭毅，从河东屯营中抽调一批职吏，紧急支援长安之外，便又于军中简拔了一批有功之军官，转入屯营充当将吏，这也是军队后续整编的一种“配套”。
同时，长安不比安邑，大量的投靠及留用人员，也给了苟政相当充分的选择任用空间。于是，一些新近投靠的关西士人及官吏，也在简单筛选过后，被安排到屯营中任职......
可以说，一切都显得乱糟糟的，但一切，在苟政的把控、苟军的威慑之下，又从无序向着有序转变。这种变化，是微妙的，但身处其间的人，多少能有些体会。
这也是苟政的风格，每到一地，其他事做得不多，但重新建立一个秩序，一个注入了他个人意志与理念的秩序，却是他习惯性做的，致力于长远。
就拿长安为例，随着苟政效仿刘邦颁布“三约”，又快刀斩乱麻地解决违法乱纪的士卒，同时又以杨闿为长安令，带领一干职吏重新将长安的行政运转起来。
一种在甲兵监视威慑下的秩序，也就重新运转起来了，或许过于严肃，少了活力，失之于压抑，但比之杜洪统治时，至少带给人一种难得的安定之感。
苟将军是个有为之人，这是许多关中有识之士在听闻苟政在长安的作为后，发出的感慨，也是让众多投效苟政的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