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六年三月二十日，距离苟政进长安，已经半个月过去了。
比起三月初五时的喧闹，如今的长安，方才勉强恢复了一丝安宁。在入主长安的这段日子里，苟政也算体会了诸般滋味，可谓五味杂陈。
风光固然有之，但更多的，还是负担与压力。苟氏集团下属的将士还好，他们正沉浸在长安当家做主的荣光之中，但作为首脑的苟政，可就有种坐在火炉上烤的灼痛感了。
入长安后，他便彻底暴露在天下人面前，任人观察、研究，任人审视、怀疑，一举一动，都不再如过去那般自由。
对苟政来说，去年克安邑，是一个极其关键的转折，通过那场北上的战略搏命，成功实现了这个由苟政主导的苟氏集团从萌芽到发展壮大的过程。
今岁进长安，显然又是另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苟政与苟氏集团藉此走上一段新的征程，迎来一个新的局面，开始这段历史浪潮的潮头踏浪而行。
从长安城头扬起“苟氏”的旗帜开始，苟政就已经勉强抓住了这段难得的历史机遇。而崭新的局面，也必然带来全新的挑战。
比起安邑，长安的规模与影响力，都不可同日而语，要掌控这样一座城市，其中的难度也不是同一量级。
而比起区区河东一郡，占领长安之后，苟政目标却是要收治雍、秦二州，乃至整个关西大地，这其中面临的挑战同样是艰巨的。
不过，再大的困难，再多的挑战，对苟政来说，也只是注定要面对的事情罢了。饭一口一口吃，事一件一件做，苟政从来信奉这一点，在长安的日子里，乱也好，安也好，他始终从容。
在主要矛盾与关键问题上，苟政的认识从来都是清醒的，因此，在初下长安的千头万绪里，他的工作重心，依旧放在军事问题上。
军队是根本，是一切，是苟氏集团赖以发迹崛起的基础，也是如今能够堂而皇之占据长安、威震关西的底气，因而再怎么重视军队工作也不为过。
而经过一路西进的俘获、扩编，规模空前壮大的苟军，也需要及时的调整。毕竟肉眼可见的一点，苟军的数量是上来了，但战斗力下滑严重，尤其是军纪问题。
一直以来，苟政都在加强部下的军纪，尤其在作风上的要求，在这个时代更属异类，过程很艰难，不说完全消除匪气，但在长时间坚持之下，作用还是有的。
至少，对于苟政的军政命令，麾下将士的服从性是大大提升的。每有出征作战，军纪作风更是要反复强调告诫，此番西征亦然。
进兵途中，随着连番的胜绩，苟政的威望比起之前，更有显著提高，到长安后，更达到一段高峰。而苟军将士们，对苟政的命令，也大多表示服从，包括纪律作风上的限制要求。
但这种服从性，仅针对自河东出发的将士，并不包括一路走来，那些招降纳叛的将士。这些新加入苟氏集团的将士，来源不一，成分复杂，不提战力，不提忠心，但他们的表现也很符合“兵贼不分家”的现象。
进长安后，违背军令，侵犯士民最多的，恰恰是那些降卒、义士，是那些“关西兵”。对此，苟政足足花了七日的时间，斩杀了两百多名违法乱纪的军官士卒，才把那些“匪兵”给镇压住。
当兵乱消除，那么人心自安，而比起进城时的威风赫赫，对于自己军队的严厉约束与惩戒，则是苟政带给长安、京兆乃至三辅士民最深刻的影响。
在此之前，苟政的“约法三章”，也已传遍历秦雍。对于这条，关西士民态度各异，有欣然称道的，也有嗤之以鼻的。
不过随着苟政重视军纪的名声与措施传开后，很多杂声也的确消沉不少，在辐射影响最重的长安、京兆地区，则有不少士民们，开始真正视其为“义师”。
等军纪问题得到控制之后，苟政随即开始着手对军队进行整编了，这是势在必行的事情，与诸营部将领，也达成了一致共识。
毕竟，三万多军卒，素质参差不齐，各部数量也不一，对军队指挥与战斗力的影响实在太大。此前战事紧急，没有时间，长安既下，取得阶段性胜利之后，也该着手进行整顿与编练，这是为长远计。
于是，在苟政的主导下，一场覆盖所有长安苟军的大整编，轰轰烈烈展开了。这场整编，基本上是在原来中军各营的基础上展开的，并且将苟旦、苟威、孟淳、郑隽等“外军”，一并囊括在内，进行统一规划。
而比起此前数次整编，这次规模更大，力度也同样空前。首先在编制上，有了更为明确的规定，麾下诸营，战卒限定在1500卒，分3幢9队81什。
其次对各级军官的称呼进行变更，改“主”为“长”，如此前军主、幢主、队主之类的称呼，私兵部曲，人身依附的性质，实在太过浓烈，不利于苟政实现真正的军令统一。
在当前的苟军队伍中，这种人身依附关系，也是普遍存在的，甚至可以说，整个苟军就是苟政的私兵，只不过，他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军头罢了。
当然，仅改个称呼，显然是不够的，但这却是一个开始。可不要小看这些称呼，有些观念，正是在潜移默化之中，逐渐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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