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以一种谨慎的心态，准备充分，考虑尽量周至，苟政对潼关内外梁部降卒的收编工作，依旧不是太顺利，水到渠成的事情，也难免有顽石阻碍。
关键就在于“整编”二字，这涉及到对梁部那些军头、长官们权力的侵占，在这个武力当先的世道，这些刀头舔血的武夫，对手中实力自然看得很重，也有着本能的掌控欲。
苟政也就是趁其虚弱，无所依凭之时，方才动此念头，当然，这也是苟政的底线所在，指挥不明，号令不一的情况，他看得已经够多了，因此这次收编，建立一个统一的指挥系统，就是苟政最基础的要求了。
然而就这，也没那么容易，很多降军军官的想法，还是如在梁导部下那般，平日里各管各，明面上听从苟政管理，从苟政这里要军需，只在出兵的时候，听从号令......
简单地讲，就是要保留足够的自主权，要保证他们对部属士卒的控制。
对于这些情况，苟政也不是没有考虑，他也没想着一口气吃成个胖子。而将那些梁部降卒全部打散重编，也不现实，根本原因还在于，手中实力的不足。
因此，最后的结果是，苟政基本将幢队以下的组织、军职与人员保留，在幢以上则新置三军，每军领三幢，以陈晃、苟安、苟威为军主。
同时，又从苟氏部曲中，提拔了一批人，充入三军，担任中下级军官，数以十计的苟部军官，尤其在占城行动中表现出色者，得到了提拔。
这些人中，除了苟政本部部属之外，以苟安、苟威二人部下居多，在正式提拔之前，苟政还专门将这些人召集到一起，进行一番训话，表现突出者，更有特殊的关怀。
这样对外抽调人才的做法，毫无疑问会对苟政在本部掌控力与战力上造成负面影响，调出的毕竟是苟部骨干力量，素质过硬，忠诚上也还算经得起考验。
但是，这一步，早晚要迈出，也必须得迈出，如果只靠苟部最初的那几百部曲，不可能有今日之势，倘若不继续兼容豪杰、发展壮大，也必定难成气候。
在收编“三军”的同时，对于那些本就被打散的，失去原首领的士卒，苟政就毫不客气地吃干抹净了，从中挑选了1300余名精壮，编入直属于他的本部部曲，以弥补兵力上的损失，余者也都编入苟安、苟威军中。
苟安、苟威二人被安排入新军担任军主，除了一部分军官，苟政还准许他们各率两队部卒（各300人）前往就任，也必须得有这些部卒的支撑，才能地保证在新编军幢中的话语权。
这是个等级森严的世界，武力与实力是最公平的标准，在苟政苦心孤诣，建立并增强自己权威的同时，这些追随他的扈从与部曲们，也必须努力地跟上节奏。
从事后统计，关城内外，梁导的部卒，被苟政收编了六千余人，使得短短数日间，苟政统率的部属从2500人，膨胀了三倍有余，并且随着零星的溃卒陆续归来，人数还在进一步上升。
而经过整编后的潼关义军，准确地讲，应该叫“苟军”了，也初步形成了苟政一系的格局，本部+三军这种模式，实则还是很脆弱，人心依旧不齐，但在苟政的努力下，“苟氏”这面大旗，第一次正式打出来了。
同时，这一批军队，虽然同样夹杂着一些关东将士，但比例倒过来了，变成以关西人士为主。这还得益于梁氏叔侄，梁犊在东出之时，给梁导留下的部属，就以关西豪杰为主，梁导在京兆、弘农境内的抄掠、扩充，也是如此。
等苟政抢下这一份“事业”，所面临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东归”口号被果断放弃，“驱逐羯奴，恢复中华”被苟政堂而皇之地打了出来，并且自称“晋安西将军”。
而这批以关西人士为主的豪杰义士，在“西向”、“恢复晋室”的政治宣传下，其凝聚力与向心力比起梁犊的义军，显然更强一些的。
回头来看，苟政在潼关做的事情，与梁犊在举义之初，并没有什么不同，并且从气势与格局上，看起来还要弱上一筹。
另外一方面，杀梁导，并其众，截其道，苟政的这种做法，就是对梁犊，乃至对高力义军的背反，一旦消息东传，必然影响到两个兄长的安危。
因此，在发动“潼关之变”前，苟政再遣苟部老人，飞驰东向，前往关东战场报信。事实上，苟政这也算是对大兄苟胜的一种倒逼行为，让其尽早脱离梁犊，劝不听的话，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采取一些特殊手段也就理所应当了。
这些事情，多思善谋的苟政，显然不可能没有考虑，也意识得到他此举会对梁犊义军造成的严重负面影响。只不过，除了两个兄长及苟氏部曲，梁犊与其他义军的死活，苟政是一点也不在意。
队伍像吹气球一般壮大，这让苟政振奋之余，也不免压力大增，毕竟就要管近万个肚皮，有近万张嘴指着他投食，潼关城内的积蓄虽有不少（大部分是梁导带人抢的），但坐吃山空，实则支撑不了多久。
因此，比起战略走向、未来大计，吃饭这件天大的事情，也再度成为摆在苟政面前的首要问题。只不过，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还有一个待消项，需要苟政去解决：华阴的孙万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