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彭婆婆原本的计划,她和救世会只会是临时性的交易伙伴，互相利用，各取所需。
她从不打算投靠谁,也绝不会轻易相信谁。
即使是救世会看似拿出了他们所能拿出的最大诚意，神秘能量波动带来的细胞活性复生的实验初步成果,和苏乐乐完好的部分.身体组织，即使是计划被打乱,她被一步步巧合或是故意地逼入了这条他们为她准备的唯一的退路中,她也不会真的去做一条迫切寻找落脚之处的丧家之犬,乖乖地落进他们的网里。
不到最后一刻，猎人与猎物总是难以分辨的。
而且无论救世会的目的是什么，又想从她身上得到什么,只要他们认为她还有足够的利用价值,那么这些价值就全部都会是她用来实现自己的目标的筹码。
不过她总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这种感觉告诉她,救世会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他们执着于招揽她，也绝不仅仅是因为她和宁准的友谊，或是她的研究能力。
但无论如何,她暂时都不需要去担忧接下来的路途,既然原来的计划已经不再适用她眼下的处境,那就稍作改变,制定一份全新的。
想通这一点很容易，但重新确定未来却并不容易。
她还需要更加小心，更加谨慎,才不会轻易重蹈覆辙。
浑身上下传来一阵又一阵绵延剧痛,彭婆婆闭着眼,一点一点整理着自己接下来需要走的每一步。
但也许真的是她年纪大了，脑子转了没多久，就被身体的疼痛打乱了注意力，神智有些昏昧涣散，思绪莫名浮浮沉沉，渐渐飘去了很久以前。
以前似乎也没什么可回想的。
因为她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清醒而又疯狂的无趣之人。
她的人生不是一棵繁茂的树，而是一条直线，从不需要任何岔路。她很清楚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相信只有凭借自身才能真正获得它，且愿意为了获得它而付出所有她能付出的一切。
小的时候，她想从那座沿海的小村庄走出去，去电视里播放的那些拥有高楼大厦的大城市。
那样她和她的父母就可以结束在地里刨食的生活，不需要再顶着炎炎的烈日去浇地、除草，割麦子、掰玉米，被蚊虫叮咬一层又一层的红疙瘩，被庄稼的茎叶割开一道又一道细痛的口子。
黝黑晒伤的皮肤，粗糙干裂的手掌，和逢年过节才能吃得起肉的微薄收入，不是她想要的。
她知道努力读书是她改变自己，以及家人的命运的唯一途径。
庆幸于自己拥有一个还算聪明的脑袋，持之以恒的毅力，和不错的运气，最终她成功了，从那座小村庄的小学，走到了镇重点的初中，县重点的高中，和最后全国闻名的学府。
父母因她而骄傲，村里老老少少都艳羡地夸赞她的优秀，一笔又一笔送来的奖金让家里的条件也好了起来。
她拿到了她想要的。
之后她进入大学，成绩依旧优异，保研读博，跟随导师的脚步，专攻生物细胞工程。
那时候她最想要的是在这个领域站稳脚跟。
具体点，大概就是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国际知名刊物上发表一篇篇优秀论文，或是独立主持某个实验项目，取得重大突破，研究成果受万众瞩目。
最终，这些也全部在她三十岁时实现了。
此外，她还收获了真挚的爱情，和一个幸福美满的小家。
除了最开始的贫穷困苦，她似乎一直都是一帆风顺的人生赢家。
这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发生改变的呢？
是从她对实验的野心越来越大，以至于苏乐乐降生后，她将越来越多的时间放在实验室里，不再经常回家开始，还是从她埋首闭关多日，一开机就接到了父母全部因病去世的消息时开始？
又或者，是从苏勤眼里温柔的爱慕渐渐转变为冷漠的失望，头一次对她说出重话，斥责她是个不负责任的人，在她面前放下一张离婚协议书开始？
总之，她失去了她所有的家人，虽痛苦难过，却也并无反思。
因为她这时候想要的，是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生物细胞工程专家，是功成名就。
离婚后，她接到一家海外研究所的邀请，放弃了国内的一切，前去遥远的北冰洋追寻自己的功名。
来到北冰洋的第二年，苏勤意外去世。
她回国奔丧，看着墓碑上在黑白照片里笑得温柔儒雅的男人，莫名地想起了他们相亲时第一次见面的场景。
盛夏的烈日下，干净清爽的青年站在树荫里，拎着两杯冰奶茶，不好意思地低头对她笑，说温度太高，冰都化了，奶茶都晒得好烫，他等会儿重新去买。她听着他的声音，清凉又柔和，像一阵从酷暑尽头吹来的秋日的微风，让人宁静愉悦。
她喜欢这种感觉。
可这种喜欢，却不足以改变她心底最固执的追求。
再次回到北冰洋，她带来了她八岁的女儿苏乐乐。
她挤出一点时间，去学习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好母亲，认真地教导她的女儿，像是要以此来反驳什么，或弥补什么，但偶尔有些时候，她仍觉得这是一个累赘，拖累她的实验进度，干扰她的专